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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為什么喜歡戴口罩?從“安倍口罩”說起

提問:森友學園問題、“賞櫻會”爭議和“安倍口罩”有什么共同點?回答:它們三者的關鍵都在于對當事人的“封口”。這個犀利的“段子”(屬于日語里所說的“なぞかけ”,一種基于雙關的語言游戲。經常在益智或搞笑類

提問:森友學園問題、“賞櫻會”爭議和“安倍口罩”有什么共同點?回答:它們三者的關鍵都在于對當事人的“封口”。

這個犀利的“段子”(屬于日語里所說的“なぞかけ”,一種基于雙關的語言游戲。經常在益智或搞笑類電視節目中出現)最近被不少日本人在社交網站上轉發。對日本時事稍有了解的讀者可能知道涉及國有土地不正當轉讓的森友問題和有公款私用嫌疑的“賞櫻會”爭議已經困擾了安倍政權好一陣子。而部分網友把最新的“安倍口罩”和這兩件政治丑聞并列在一起的舉動,也讓人窺見民眾們對日本政府處理新冠疫情的不滿。

遮不住負面新聞的口罩

所謂的“安倍口罩”是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年4月1日宣布的會向全國每個家庭配送的兩枚布制口罩。根據政府的說法,此舉意在消解從2月開始的因為疫情而導致的全國口罩不足現象。選擇經過清洗后可重復使用的布制而不是更為常見的一次性無紡布(日語里的“不織布”)口罩的原因則是要把后者優先提供給醫療從業人員。

根據官方數據,每一枚口罩的購買價格約在200日元。按照全國1億3000枚再加上運送費在內,此次的發放總共將耗費政府約466億日元的費用。安倍政府的這個決定多少是受到了在疫情早期頗受好評的北海道等地給居民送一次性口罩的事例的影響。從4月17日開始,這批口罩就通過日本郵政公司投送家庭信箱的“無接觸方式”開始了發放。發放順序上優先提供給學校、殘障人士照料機構以及孕婦等群體,而各自治體則進一步以疫情的嚴重程度排序。比如在首都東京,確診人數排列靠前的世田谷區和港區的市民在當天就收到了口罩。

但這批國家發放的口罩被稱為“安倍口罩”并不是出于民眾對首相的親切感。事實上,這個“昵稱”甚至不是一個中性的名詞。日語原詞“アベノマスク”諧音自“アベノミクス”(abe-nomics,安倍經濟學:來自首相的姓“abe”加上英語單詞“經濟學”的后半部“nomics”)。后者用來指稱安倍自2013年6月推出的以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和民間投資這“三把劍”為核心的經濟方針。相關政策在給大企業優惠的同時卻也有著壓迫小企業甚至是勞工權利的負面作用存在。而用自己名稱來冠名政策的舉動也被民眾認為是自戀甚至有個人崇拜的嫌疑。因此,成為流行語的“安倍(的)XXX”一度是大眾揶揄和惡搞的對象。

而相似的“昨日重現”又一次在新冠疫情中登場。從一開始,“安倍口罩”就收到了不少負面評價。有多位醫學專家質疑布制口罩對病毒防范的實際效力。而長9.5厘米、寬13.5厘米的口罩似乎無法統一覆蓋所有人的嘴部和鼻部(安倍自己佩戴的布制口罩就因為略顯滑稽的尺寸感而受到矚目)。還有政策人士指出在疫情的關鍵時刻這筆錢在投入產出比似乎不太劃算。但更大的質疑聲則來自部分民眾收到了口罩實物之后。

在先行配送的口罩中,包裝內混有毛發、小蟲等異物的報告時有發生。根據大分縣保健所的統計,該縣收到的口罩中類似不良品的比例竟然達到了近兩成。對此,厚生勞動省在政策開始僅4天后的4月21日就緊急叫停了面向孕婦的布口罩發放。此后,部分“安倍口罩”的承包商徹底暫停出貨,等待后續的確認。根據《每日新聞》的測算,截止5月1日,“安倍口罩”共發放了440萬枚,只占全國住戶數的3%。試圖以速度取勝的口罩發放就此也失去了政府原本期待的效力。

但安倍首相面對這些負面新聞絲毫不為所動。他不僅繼續重申發放的必要性,還罕見地以充滿情緒性的姿態攻擊提出質疑的朝日新聞社“自己不也在網上以兩枚3300日元的高價販賣布制口罩”?這些立刻被網友冠名的“朝日口罩”隨后被證明本來就是由位于泉大津市的百年老店用上等材料制作的高級品。當地市長還特地拜訪了首相府,不無諷刺地給安倍也送上了幾枚。

其實在此次日本疫情中,口罩始終處在輿論焦點的核心。在疫情還算控制得不錯的初期,國民愛戴口罩的習慣就被不少日本和國際媒體認為發揮了重要原因。而在疫情不斷升級的當下,圍繞著官方口罩發放所引出的是是非非又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在看似簡單的佩戴行為背后所存在的復雜的政治及文化向量。

菊與刀與口罩

根據日本衛生材料工業聯合會的資料,口罩在日本的使用從明治時代的初期就已經開始。當時的口罩以黃銅等金屬作為內芯,并在外部配有布制的濾罩。但這些體型龐大且笨重的口罩基本上只被在礦山或煤炭業工作的工人們佩戴以防止相關顆粒物對身體的傷害。

真正影響日本人口罩使用的是大正7年,即1918年,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的所謂“西班牙流感”。面對這一造成了全國近兩千四百萬人感染、四十萬人死亡的疾病,日本政府鼓勵民眾佩戴口罩作為防范的主要方法。一時之間,各種口罩海報出現在了城市街頭,而以報紙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也不時對口罩的正確使用方法進行討論。雖然在同一時代,佩戴口罩在歐美國家也成為了主流甚至是強制的規定,但在流感過去后,似乎只有日本社會繼續保留了這個傳統。1923年,內山武商店發售的“壽牌”口罩成為了國內第一個進行商品登記的口罩。

口罩在日本得以扎根,既有包括可溶性樹脂、棉絨等材料的改進讓口罩的佩戴性得到了提升這種硬件的理由,也有其他更為軟性的條件。比如,學者堀井光俊就認為日本傳統的疾病觀念是藏在佩戴口罩這一“現代”行為背后的重要因素。堀井指出在日語里,感冒和流感的癥狀常被寫作“風邪”。正如“風”這個字所暗示的,有害空氣的流動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身體異樣的原因。從而,即使是面對季節性的小流行病,日本人也傾向于繼續使用口罩。更不用說此后包括1934年新流感在內的一次次大型傳染病為佩戴行為添加的正向刺激。

日本漫畫家利用長壽動畫《海螺小姐》的人物形象所創作的對每家發兩枚的“安倍口罩”的嘲諷畫在網絡成為話題。截圖來自北村ヂン推特。

到了戰后,日本口罩取得了更長足的發展。1940年代末,被最多人熟悉的以紗布為材料的白色口罩出現。1973年,占到現在市場比重約九成的“一次性”無紡布口罩誕生。而在這個階段,最主要推動日本社會口罩消費的是由戰后日本大量種植的包括柳杉在內的木材所導致的“國民病”——花粉癥。進入新世紀后,大型流行病再次回歸: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都讓日本人無法輕易摘下自己的口罩。與此同時,建立在諸多消費主義元素之上的宣傳則成了日本更為獨特的口罩業助燃劑:給嘴部留出更多空間的“超立體口罩”,通過貼合臉部線條從而制造視覺錯覺的“小臉口罩”,可以阻擋紫外線的“UV口罩”,在夜間保持口腔濕潤的“睡眠口罩”……種種或是結合了最新科學技術或僅僅是“智商稅”的發展都讓日本的口罩種類爆發式增長。而隨著旅行業和互聯網的發展,日本這種特殊的“口罩文化”也開始受到全球性的矚目。

對于基本沒有戴口罩習慣的歐美國家或者即使有也沒那么多選擇余地的亞洲其他國家看來,日本多樣且龐大的口罩消費逐漸成為了一種需要被解釋的“特殊現象”。而把一切歸結為“民族性”的本質主義態度則成為了許多人不自覺的傾向。就像在壓根沒去過日本的前提下就把日本人的特質簡單歸結為“菊”與“刀”這兩個側面的本尼迪克特一樣,從略微正面的“日本人不喜歡給他人添麻煩”到更加負面的“日本人愛面子”或“日本女人因為地位低所以出門一定要化妝”等刻板印象就成為了解釋日本口罩文化最主流的聲音。而包括上文所說的口罩工業的發展或者即將提到的社會結構等更為客觀的原因則往往被視而不見。

風險時代的國境

堀井光俊和他同事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對日本口罩文化的考察是我們思考這個現象的不錯起點。他們從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へ惪怂岢龅摹帮L險社會”的理論出發,考察了在佩戴口罩背后體現出的國家與個人的張力。

一方面,毫無疑問地,國家/資本需要個人通過佩戴口罩等方式保持自己作為有效“生產力”的社會角色。日本在2002年通過的《健康增進法》第二條就明確指出:“國民需要加深對于健康生活習慣重要性的關心和理解,并始終在對自己身體狀態保持自覺的同時努力增進健康”。而在堀井對路人的采訪中,“感受到來自職場的壓力”也成為了一般人佩戴口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之下,政府從越來越多的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公共職能中退出。于是,對自己身體的積極管理成為了每個人即使處于金錢考慮也不得不去做的任務。而隨著“風險”越來越多樣化和不可預測化,人們在國家指導下對自己身體的規訓也越來越日?;?。由此,在“后終身雇用時代”里日本人對于口罩的依賴在看似個體主義的背后有著和宏觀結構所無法割舍的聯系。

但需要注意的是,“貝克派”的理論家們所著眼的多是類似核污染或者環境問題等“后現代”風險。從而,他們較為樂觀地得出了在傳統民族國家框架無法應對這些風險的時候,公民自發的跨國界合作會是一個可能的未來。而雖然這次的新冠疫情也輕易地跨越了國界進行著傳播,但人們對流行病這種現代甚至可以說前現代的風險的應對卻似乎反而加深了傳統的國界。

再讓我們回到“安倍口罩”。在政府和媒體關于口罩質量問題的討論中,它們的產地成為了核心。爆出問題的口罩基本來自兩所承接了訂單的企業在東南亞所設的工廠,而理所當然的應對措施也就成了努力實現口罩的“國產化”。

根據日本媒體的調查,其中一家承包商已經著手尋覓新的國內工廠。而政府在此之前就早已提出鼓勵企業進行制造業回流的政策。針對海外因為疫情而造成的停產,日本政府在4月7日就敲定了總額約2400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對策。在此之下,把生產據點遷回國或在國內新設廠的中小企業可以受到三分之二的費用補助,而大企業則有二分之一。特別的,如果是生產口罩、人工呼吸機和防護服等醫療品的生產商,上述補助更分別提高到了四分之三和三分之二。有不少日本企業開始積極響應這一有利政策。比如大生產商Iris Ohayama從3月底就開始在國內的工廠生產口罩。而他們將于6月在宮城縣開設的新廠也計劃每月生產6000萬枚口罩,以填補國民的需求。雖然這一現象可能只是疫情之下的短期調整,但它確實也包含了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逆行。

口罩在保護了口腔這個人體和外部交流的窗口的同時,也確保了現代人“主體性”的健康和完整。平日,日本人對它的使用成為了他人想象日本國民性的重要依據;

疫情期間,口罩產業又成為了確保本國正常運行的必要手段??赡芤驗槌叽珀P系而封不住部分人口的“安倍口罩”卻無疑系緊了大家對于國家共同體的想象。而疫情對傳統國境的再確認以及因此產生的換了新包裝的老問題則是每一個地球村的村民不得不重新面對的。


參考文獻:

Adam Burgess and Mitsutoshi Horii, Risk, ritual and health responsibilisation: Japan’s ‘safety blanket’ of surgical face mask-wearing,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34 No. 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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